在美國，好萊塢與百老匯之間的關系可以用糾纏不清來形容。

美國的舞臺和影視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編劇們本來就是相互流動，交叉使用和共同繁榮的。好萊塢的那些編劇和導演們，許多人本來就是從百老匯的舞臺上跳到好萊塢的。而百老匯一直就是好萊塢明星的孵化器和再加工廠，那些懷著夢想的俊男美女們，從百老匯走紅到被好萊塢的導演看中，然後上鏡最終成名。

而好萊塢的有些明星在過氣後，往往會選擇重回百老匯“加工”，也沒什麽稀奇的，“我連戲劇都可能演，還有什麽不可以演的”？這些過氣明星並非看重那每場少得可憐的出場費，而是用百老匯的舞臺證明自己的演技不容置疑。

摩根·弗裏曼也是如此，這位黑人在百老匯磨練出了他精湛的演技，平凡的外表，卻有不平凡的演技，這是他給影迷們帶來的啟示。

而威廉·赫特也是如此，他是在舞臺劇《My Life》中嶄露頭角的，躍入大銀幕之後，先後參演了數部電影，但當目前為止，並沒有受到太多的關註。當他接到他的好朋友埃裏克·格林伍德的電話時，他很吃驚，因為對方說一個天大的機會在等著你，他甚至可以想象出好朋友在電話那頭誇張的表情。

“劇本很不錯，我保證你會喜歡上你要扮演的角色的，威廉，機會難得啊！”埃裏克·格林伍德鼓動道。

“劇本先讓我看看吧。你剛才說導演是個中國人？”威廉·赫特問道。

“是啊，這是他的第二部電影。哦，對了，他的第一部電影已經在東部地區上映了，叫做《飛刀門》，你看了嗎？”

“那部電影？我看了，很有東方氣質的一部電影，怎麽說呢？很神奇！不過我對他拍一部好萊塢式的電影的能力感到懷疑！”威廉·赫特擔憂道。

“你沒有試過，怎麽知道？我感覺這個人還是很不錯的，因為從編寫分鏡頭劇本時我就有這種感覺。考慮一下，盡快給我一個答覆，導演很有誠意的！”埃裏克·格林伍德道。

“那好吧，我會慎重考慮的，在收到劇本三天之內給你答覆如何？”威廉·赫特回答道。

威廉·赫特在後來不止一次提到這件事，他很慶幸他有一個擔當助理導演的朋友，要不是如此，他就不可能獲得這個讓自己成名的機會。因為他在拿到劇本的時候，他就被深深地吸引了。

“我就是安迪，我就是那個在沈淪和桎梏中，不放棄希望的銀行家！”威廉·赫特想到此處，已經坐不住了，他拿起了電話，要和朋友談談，他只希望無所不知的上帝讓這個角色仍然空缺著。

“埃裏克，是我，威廉。那個角色的人選還沒定吧，我要演，片酬是小事情，我一定要得到這個角色！”威廉·赫特焦急地將自己的答覆告訴了對方。

“那還等什麽，收拾行李坐最早一班飛機過來吧。就差你一個人了！”埃裏克·格林伍德在電話那頭笑道。

“有一種鳥兒是永遠也關不住的，因為它的每片羽翼上都沾滿了自由的光輝。‘自由’這是劇本中的最核心的一個詞，但是圍繞這個詞，兩位主角的表現卻不同。”李思明看著兩位主要演員，他對這對組合很是期待，“RED對希望懷有恐懼——因為他也曾擁有希望。但他明白，希望越大，失望越大。很多時候，這也是使我們裹足不前和抱有消極思想的原因。摩根，我希望你能將三次聽證會的區別表現出來，那就是一次比一次沈淪，仿佛已經習慣這種體制化的東西。而ANDY卻不同，他同樣沈淪，但他擁有希望，全劇中有三次高潮，他不僅救贖了自己，也救贖了朋友。威廉，我需要你表現出這個主人公平靜的外表之下，有一顆不屈的心！”

“沒問題的，李！”兩人都很有信心。為了演好這部電影，兩位主要演員為此做了充足的準備。

李思明雖然也很有信心，但是他也為此做了準備。他首先要理順這些從全國招來的工作人員，特別是還有一批香港人，他必須確立工作評價的標準。香港電影人喜歡加班加點，而美國人卻認為八小時之外的時間屬於自己，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李思明尊重美國人的習慣，但他更尊重人才，每一位提出好的建議的工作人員都會受到他的獎勵，也許是一筆小額獎金，也許是一個禮物。

李思明是個導演，他也是老板，所以他擁有絕對的權威和給予獎勵的權力，這是一些導演羨慕的權力。當然在實際工作之中，小的麻煩當然是不斷的，因為大家從未在一起共過事。李思明不怕麻煩，他為此不怕浪費膠片和金錢。

1982年8月10號，《肖申克的救贖》正式開拍了，俄亥俄州的那位名叫道格拉斯的公務員，已經將李思明的意見轉達給了州政府，於是幾天之後，李思明省了一筆開支。

不過李思明為了拍片，整修了監獄的一部分建築，為此花費不菲。整部電影的畫面大部分是陰暗的，這是李思明對色和光的要求，也是整部電影的基調，從而表現出這個“體制內”人性的壓抑和沈淪，然後才有揚善和懲惡，最後才有西海岸風和日麗的風光。

“這監獄不錯，還是單間！”曾智做為老板前來“視察”工作，“跟你當年住過的比一比怎麽樣？”

“這算得上星級飯店了！”李思明對他的比較無所謂。當年他住過的雖說看管得並不嚴，但是條件太差，一個不大的牢房裏擠了一堆人，充滿著各種怪味，不過在當年的自己看來卻是一個避難所。這是個諷刺。

李思明想到了蘇格拉底，按照古希臘極端民主制，假如當整個城邦的人都認為你是有罪的，你就只能去死，而當去死才能符合程序正義，蘇格拉底拒絕了朋友的營救，用死維護了這個程序正義。程序正義的目的是實質正義，但雅典公民大會上的可笑的奸細舉證和居心叵測的群情激昂使它明顯沒有達到這個目的，程序正義能獲取最廣泛的正義，但未必就沒有它的死角，當程序正義損害實質正義的時候，應該服從於哪一邊？蘇格拉底如此，《肖申克的救贖》的主人公安迪也是如此：當大多數人認為你有罪，你就有罪。

李思明也是如此，在那個瘋狂的年代，當大數人認為他有罪的時候，他只能接受這個罪名。但李思明是幸運的，原因只有一個：無論我們曾經怎樣的沈淪和不羈，怎樣的失去生活，但千萬不要放棄理想，放棄那份希望。只有充滿希望，人生從而變得有意義，從而豐富多彩。李思明從來沒有放棄那份希望。

這也是李思明在好萊塢把這部電影作為他的首部作品的原因所在。也許他是對安迪這個人物最理解的那個人。

室內戲是在攝影棚內拍的，因為修覆這所監獄的內部比搭建同樣的布景花費要高。

威廉·赫特的表演李思明很滿意，因為原作中的演員讓他印象深刻，現在他沒有了擔心。化妝師將他變得有些頹廢，外表看上去是一個正直老實和深沈的男人，並且一再宣稱自己無辜，他的眼神很平靜，但將那種悔恨和疑惑的內心表現的淋漓盡致。這在劇中的開頭就讓觀眾們產生一些懷疑：這是個殺人犯嗎？人們從開始猜想影片最後一定會是讓犯人陳冤得以昭雪，但是故事的發展和結局卻讓觀眾大吃一驚。這不是懸念片，卻讓觀眾不得不充滿著疑問。在大快人心的同時，卻讓觀眾受到了感染：希望、自由和友誼。

摩根·弗裏曼的表演更讓李思明驚訝，他演的角色本來並不是黑人，但為了增加戲劇性效果，才改為黑人的，這也是原片中的創意。

“摩根，你的表演實在太出色了。我覺得奧斯卡評選委員會應該為你頒發一個小金人！”李思明某天誇獎道。那是摩根坐在臺階上的一場戲，他已經入戲太深，當李思明喊停的時候，他還坐在那裏，看到“囚犯”們都收工離開了，他以為“放風”的時間結束了，起身向“囚室”跑去。

被人誇演技好，這是每一個演員最想聽到的。摩根·弗裏曼雖人到中年，但是也喜歡聽到這樣的讚頌。貼在摩根·弗裏曼假釋文件上的那張照片實際上是弗裏曼的兒子，他的兒子還在片中還跑了回龍套，只有一句臺詞：“又來新的了！我們的隊伍擴大了！”。

“謝謝。我覺得你的導演才能不能和你的年齡相提並論。我是說，你雖然年輕，但是對劇本的理解讓人驚訝，這讓我懷疑你是不是坐過牢？”弗裏曼開玩笑道。這是美國式的玩笑，本無傷大雅，但說完這句話他有些後悔，李思明雖然很平易近人，平時也愛開玩笑，但是對於中國人來說，這玩笑開得是不是有些過火了？

“這你猜對了。”李思明不以為意，面帶微笑道，“我是坐過牢，但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那種性質的牢房，在我們中國人看來卻是一個自豪的事情。很難理解是吧？”

李思明丟下目瞪口呆的摩根·弗裏曼，揚長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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